交锋

　　2002年3月间，我写完了《财经》杂志上的"股海观潮"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免有些感慨。1999年6月接手该专栏时，正值"5.19"行情起动，横写竖写都非常轻松，因为有政策保驾护航，上证指数往2000点冲去没问题。而只要大家赚钱，你说点"风凉话"，不会引起"公愤"。但这种写作心态只是持续到2000年底，以后我感到有些紧张，尤其是2001年年中，紧张中已渗透着恐惧。

　　恐惧什么？

　　恐惧的是若正值大盘下跌前夕，你稍稍说了点让人不愉快的话，就可能成为替罪羊。

　　例如，在早年的《上海证券报》上，至少有三只"羊"被愤怒的人们指责过。

　　第一次是在1993年5月份，有位上证报特约撰稿人在头版上写了篇《让我喜欢让我忧》的杂文，上证指数正巧暴跌，有人煽动股民打电话到编辑部对文章作者大肆抨击。这位作者本来已要办手续进报社，只得灰溜溜地离去。

　　及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上证报编辑部紧张的气氛。当夜，为了缓和气氛，上交所领导授命我写了一篇乐观向上的文章登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引用了海明威的一本小说《太阳照样升起》为题，写了篇股市综述，文中写道："流言的聚散纷纭，使人们再次注意到它对投资者的选择和情绪所起的作用，不能等闲视之。投资者比较明智的策略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上市公司的业绩和前景分析以及股价自身的运作轨迹方面，如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流言分心，只会干扰了自己的独立研判"。当然，编辑最后还是把标题改了，名之为《流言祸市行情陡变 人心思稳股指渐升》。

　　第二次则是上证指数一次由1500点左右下跌前夕，上证报的常务副总编在报纸的头版上写了篇《高处不胜寒》，股民们也是大为恼怒。他没受什么处分，但以后也不敢轻举妄动地写市场报道性的评论了。

　　第三次是上证报记者采访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领导，他只是很书本化地提到了市盈率问题以及投资者应理性的看法。由于这篇发表在上证报左上角的文章与股市大跌几乎同时，又引来阵阵攻击。据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对我们说，主管金融的上海市副市长还特意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唯其如此，我如履薄冰地度过了股市大跌的几个月，但总觉言多必失，便决定向《财经》杂志上的专栏告别了。

　　遗憾的是，正当我停止专栏写作的时候，有人作文对我的两篇专栏文章发难了，即发表在2002年3月18日《粤港信息日报》上的刘纪鹏先生的大作《推倒重来，是瞎编的故事吗？》。

　　更为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并没有什么反响。

　　这肯定让该报纸的编辑和刘纪鹏先生很寂寞。

　　我挺为刘纪鹏先生惋惜，因为这篇文章可是奇文。

　　但也正因为是奇文，这篇2002年1月3日写就的文章老没办法发，最后只能拖了两个月后才见天日。

　　也正因为拖了两个月，刘纪鹏先生的文章错过了激发人气的机会。2002年3月18日，深沪股市还在大涨，既然股市涨了，大多数人心也平了气也顺了，也没必要附合着批判一通，我逃过了一劫。但我深知环境险恶，若不对刘先生的大作作点回应，到时机凑巧之时，刘先生仍以理论一定要统一到正确的方向上来之精神，再来一番"掌故索引"，可就麻烦了。

　　于是，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 将《财经》上的专栏编辑成《股市斜塔》一书，录以备忘。

　　第二， 借写序，再写一篇刘先生很看不起的所谓"不伦不类"的"落俗"的杂文，

　　向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讨教一些问题。

　　<2>　　刘纪鹏先生写的文章是针对我在《财经》杂志2001年12月的两篇专栏文章《故事都不会编》及《别闹了，股评博导和教授》而发。由于我在《故事都不会编》中提及到"比如，有人设了'推倒重来'的靶子，但我左想右想，也不知道谁说过这句话；不由得怀疑设靶子的人用心不单良苦，而且险恶，明显是把对手置于绝境"。所以刘文的标题定为《推倒重来，是瞎编的故事吗》

　　如果刘先生能稍稍读一下我的原文，就会发现文章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说的是股市大辩论，而第二大段说的是三联总裁入主郑百文前违规买股票和举牌方正科技的"上海高清"的行为让人怀疑。

　　而且，我为了避免读者误会，在叙述完大辩论的种种是是非非后，特意用"另一件让我糊涂的事是，这股市中人越来越不会编故事了"，来表明过渡到下一层意思。

　　至于"推倒重来"，我认为可不是"瞎编故事"，恰恰相反，这故事不管是真是假，给谁套上，都够他受的。所以我写道："因为'推倒重来'意味着伤及所有市场的投资者和利益主体，而且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

　　难道刘先生仅仅是误读原文？可惜，我发现刘先生不单如此，而且经常篡改我的原文。例如我在本小节开头引用的原文在刘文中变成了"作者认为：'许小年的推倒重来是有人设的靶子，并怀疑设靶的人用心不但良苦，而且险恶，明显是把对手置于绝境'。"问题是，我在《故事都不会编》通篇中未提到"许小年"三字，刘先生怎么引用的呢？

　　刘先生口口声声说喜欢写理论文章，但规范的学术文章的第一条就是引文要准确，否则还谈什么严谨的学风和理论？

　　<3>　　刘先生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直指许小年"推倒重来"论的有无。

　　刘先生先查证了"推倒重来"的源头-2001年10月22日《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题为《革命性调整·券商遭遇猝死危险》的报道。然后问道："不知杂文作者是否读过此文？如果读了之后还看不出'推倒重来'的意思，那我再讲个故事"。

　　下面是刘文最奇之处，值得逐段引用分析。

　　"去年10月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开了3次有专家和新闻媒体参加的关于国有股减持的会议，第一次，我和许小年坐在一起，许小年谈到"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应顶住来自市场的压力，中国股市的问题，软着陆是不可能的，崩盘又怎样？记得当时我在会上对证监会的一位副主席说："这个问题你无论如何不能听小年的，市场崩盘，证监会还干什么？我后来问许小年：'崩盘以后怎么办？'他说：'重新再来。'我又说：'怎么能在这个会上讲这样的话？'他回答：'这不是内部会议吗？'（注：与会者并未得到任何会议保密不得外传的提示）我又说："你没看到三大证券报都有人在吗？"

　　从这一段中，我们看不出"推倒重来"的意思。

　　因为许小年的第一句话，顶多是指政府不要托市（"在这一问题上政府应顶住来自市场的压力"），顺市场之自然。至于"软着陆是不可能的，崩盘又怎样"这话，也没什么错。原因简单得很，'软着陆'原本是宏观经济走势调控的一种术语，但被人引申到股市，意思非常含混。严格来说，股市只要"着陆"，不管是硬还是软，就是崩盘。若将"硬"或"软"比喻成"慢"和"快"，那就是慢跌和快跌，那么在一次崩盘的过程中，应该是软硬着陆皆有之。

　　相对强硬式的崩盘，股市最可怕的反倒是"软着陆"。比如日本股市，十几年仍不见起色，缓缓慢慢地跌，才是软刀子杀人。

　　接着刘纪鹏与许小年的一问一答，明显是刘给许上套。大家扪心自问（当然也包括刘先生），怎么回答："崩盘以后怎么办？"，还有比许小年"重新再来"更为积极的回答吗？

　　崩盘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不重来。我曾多次写到在九十年代初深沪股市刚刚建立时的担心。因为至少作为上交所的一名员工，我真的很害怕失业（参见拙著《放量-中国股市亲历记》，海南出版社，2001年）。而1995年国债期货市场"崩盘"，被暂停至今，已不重来7年了。

　　从这点上来说，早期深沪股市是幸运的。因为像沪市，在1500点左右出现过几次小型崩盘，却还可以"重来"。

　　而事实上，今天股市即使有再大的崩盘，也不可能被关闭，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可逆是一样的。

　　如此说来，刘先生对证监会副主席的一番话不是危言耸听，就是太悲观了。"市场崩盘，证监会还干什么？"回答很简单，证监会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呗。只要市场不关掉，哪怕是再坏的局面，也有重新再来的一天。

　　<4>　　我再将刘先生关于第二次和第三次与许小年的对话照抄如下：

　　"第二次会议，许小年还是坚持他的崩盘论，认为台湾股市从10000点跌到3000多点也没什么。我说：'你难道没看到台湾资本外逃导致的不稳定？'他说：'台湾的不稳定是失业造成的。'问题是资本都跑了，空壳了，能不失业吗？当然实质是许小年没看到台湾股市和大陆股市的不可比性。

　　"第三次会议，我一见到他就提及《21世纪经济报道》那篇文章，并对他说：'看来你还是把你的观点对外说了。'他显然还没见到那篇文章，十分窘迫，说是"记者瞎写"。我于是在这次会议发言时对在场的记者说：'新闻报道一定要真实，这样重大的观点，许小年说他并没那样讲'接下来我批了'推倒重来论'，许小年在我开始发言后出去了一下，证监会一位副主席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人家出去了，你就不要说了。'我说：'又不是我趁他不在发言，难道他出去，我就要停止发言吗？'凭我和他的关系，还不至于落到发动'厕所政变'的地步。许小年回来后，我将一份与会者给我的报纸递给他，并说我批了记者瞎说。会后，他把报纸还给我，一声没吭。"

　　刘先生娓娓谈完后，问道："这个故事能让杂文作者相信吗？"

　　我不相信。

　　而且我要问更多的读者，你们相信吗？

　　<5>　　拍案惊奇的是，一个星期后，刘纪鹏先生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了。

　　2002年3月25日，刘纪鹏先生再次接受了《粤港信息日报》记者的采访。

　　在这篇名为《刘纪鹏：我与许小年的主要分歧在哪里？》的文章中，刘先生说道："这几天我一直在反思。的确，对于许小年所说的'中国股市问题的解决靠软着陆不行'、'不要怕崩盘'、'崩盘后重新再来'，我虽有直接感受，但并没有直接听到许小年讲'推倒重来'的原话，他那篇《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 股市场》的研究报告中，也没有'推倒重来'的直接提法，但却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推倒重来'。从文字上看，许小年"推倒重来"的披露最早是2001年10月22日南方某报的一篇题为《革命性调整，券商遭遇猝死危险》的新闻报道提到：9月份许小年主笔的中金公司研究报告，题目是《终场拉开序幕--调整中的A股市场》，文中提到当时的股市暴跌是一场革命性的调整，当指数跌到较干净的程度--或许是1000点，政府再引入做空机制等一系列的重建手段再塑一个健康、完美市场，如果发生股灾，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的民营部分不会遭受很大冲击，券商破产、倒闭，由于其并不具备银行信用的放大效应，也不会涉及国家信用，影响不大，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调整有推倒重来的意味。文章发表后，许小年对此也未公开发表意见。"

　　给人扣这么大帽子，就仅靠您刘先生的"联想"？

　　您的"联想"与"诬陷"的距离有多远？

　　<6>　　刘先生，您知道我读完了您和小年的私下谈天后的"公报"后，有什么感想吗？

　　我很害怕，如果有您这样一个对话者。

　　你们是在开会，但您引用的大多数话，是您和小年低声的话语，是一种私下的探讨，这些话哪怕是偏激些，也是一种未公开的状态和方式。

　　它让我想起了读到过的"文革"历史。

　　我没想到它会发生在今天。

　　这不是"厕所政变"，但比厕所还要肮脏。

　　如果将刘先生的"风格"蔓延开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会更加崩溃，这才是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推倒"。

　　一个没有诚信的社会，会产生一个诚信的股市吗？

　　刘先生，您大谈市场信心，可您首先不给人以信心。

　　<7>　　刘先生接下来又对我联想了："你是《财经》杂志的专栏作者，又是《财经时报》副主编。许小年那篇关于中国股市像巨大老鼠会的文章也是发表在《财经时报》上，想必彼此关系是熟络的，你可以去问他。若最后'推倒重来'真如你所料，是子虚乌有，就应请许小年站出来澄清此事，将'推倒重来'彻底推倒"。

　　一个作者的文章发表在某报上，某报的人员未必认识这位作者，这是常识，怎么"想必彼此关系是熟络"的呢？刘先生怎么老要"想必"，"联想"呢？

　　作为一个编辑，我可以和一个作者很熟悉，但七八年下来，却未曾谋面。与此相反的是，我和许小年碰过面，却谈不上熟悉。

　　1999年下半年，我在上海有线电视台财经频道工作。当时正值上海财富论坛召开前夕，要做一个专题片，我便带着一个小组去了北京。

　　一个好的文章作者未必是一个好的电视上镜者。我注意到许小年在电视中的谈吐很不错，便去采访了一次。我们也就接触了一个小时，我对他印象确实不错。

　　之后，我们再无联络。2001年下半年股市开始大跌，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把采访我们的镜头凑合在了一起，但一个是在北京采访，另一个是在上海采访。直至今年初，有位朋友有事要与小年商量，便来托我介绍。我再三推托，朋友总是以为我和小年有什么交情。我实在没法便打了个电话给小年，他还记得我的名字，却误以为我在香港工作。

　　由于我的《故事都不会编》发表后，已有人告诉我是许小年讲的，所以我当时在通话中很想和他细谈此事。

　　但我一来和他不熟悉，二来经过这番媒体折腾，他肯定对媒体有所戒心。我是媒体中人，万一他来个左顾而言他，何必呢？

　　当然，我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他一句，"小年，你说没说过推倒重来啊？"

　　"没有"。

　　我不想细问，只是说了声，"多保重，再见"。

　　<8>　　在《刘纪鹏：我与许小年的主要分歧在哪里？》的记者访谈录中，刘先生回忆了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星期前发表的《推倒重来，是瞎编的故事吗？》揭发小年。

　　"其实，在我的原文中，有一段最能说明我写本文涉及到许小年的心境，是这样写的：'写此文若仅是批评一下《财经》，并和张常务斗斗嘴，并没什么。但被逼无奈，不得不讲了与许小年过往的故事，心里总觉地对不住。可在这样一个事关中国股市发展前途的原则的问题上，只有弃个人私情，保资本市场之大义，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谁，不管是领导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兄弟还是朋友，这是唯一的选择"。

　　好一个"只有弃个人私情，保资本市场之大义"。差一点就要大义灭亲了，对吧。

　　<9>　　虽然刘先生对我还有我的文章都露出鄙夷不屑的神情。如"笔者不得不也写一篇不伦不类且落俗的杂文"；"其文风之辛辣，语言之尖刻，实为近年所罕见"；"尖酸刻薄的嘲讽与臆断"等等。

　　对此，我想起小学语文老师的教导"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想辩解什么。

　　问题是，刘先生除了像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硬将不存在的文字加入我文章，而且经常做明显的断章取义与大胆猜测，让我不得不澄清一下。

　　例如，刘先生引用我的《故事都不会编》的结尾："最后，我仍要提醒投资人，不要轻易地被所谓市场转暖迷惑······"，然后他就很煽情地诘问："我真的不明白，中国股市去年下半年以来如此长期低迷，走出了与宏观形势背道而驰的行情，转暖又有何不好？

　　我相信，一个未见过原文的读者，一定被刘先生说动，以为我是一个心理很阴暗的人。

　　但，要点在于刘先生把我的后半句用省略号给免了。

　　我的后半句是什么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以信服人的证据表明深沪股市已走出熊市。"

　　刘先生你就这样做学问的，把别人的一句话切成两半，用作论据？

　　不管我对"转暖"的怀疑对不对，但很多老练的投资者都知道当年中国股市的熊市真正伤害投资者并不在于开始的崩盘，而是中途的"反弹"与"转暖"。投资人急于"抄底"，结果屡战屡败，套牢后割肉，割肉后又套牢，真正到谷底，却没有资金买股票。

　　同样，美国市场投资人也对2002年春的股市反弹拿不定主意，因为道指在1966年至1974年的八、九年中的大熊市中，也出现过二次"小牛市"，但现在看来都是大陷阱，因为最后的大崩盘让投资者一贫如洗。

　　在没有明显的证据时，不急于大举入市，这可能少赚钱，但不会大输钱，这种策略是谨慎的也没什么可以非议的。

　　刘先生又引用了我的《别闹了，股评博导和教授们》的结尾："看来，只要有利益在，阳奉阴违表里不一是难免的，不管是华尔街还是沪深股市，问题是我们真还得留个心眼儿。"

　　然后，刘先生反驳道："而这年头最有利又有效的棒打就是利用自己手中的舆论工具，给那些观点不同的人扣上利益集团的大帽子。"

　　这回，刘先生总算把我文章给完整引用了。可是"利益"与"利益集团"虽有两个词相同，却并不是一回事。而且，我也没对因利益而引起"阳奉阴违表里不一"，大加抨击，只是认为它和人性的弱点一样是难免的。

　　把这样一顶大帽子扣在我头上，真有些不伦不类。而最让人发噱的是，刘先生对我"海外赤子"背景的猜测和联想。

　　刘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就引用了我的"第二次是'海归派'与'土鳖派'之争的话"，认为"'海归'与'土鳖'的用词则煞费苦心，言'归'却言'鳖'，足见作者之情结"。

　　可是，刘先生又不将我的话引用完，因为我用"海归派"与"土鳖派"之争是从俗，真正的表述在后面，也即"或者说是'海外成熟市场论'与'国情论'的辩论"。

　　至于言"归"又言"鳖"，只是顺手写来，并非想到"龟"与"鳖"才能相映成趣。而且经刘先生一点拨，以后再将海"归"与土"别"对仗，也很好玩啊。

　　让我纳闷的是，这种通假的"笔误"，也会"足见作者之情结"？佛罗伊德若在天有灵，会不会惊讶得下凡来？

　　"情结"究竟是什么呢？且看刘先生在文章的高潮处的总结："这两篇杂文的要害并不在于上述种种用词和编故事，而在于其观点背后的实质"。

　　"首先，《故事都不会编》的导语：'那些老爱以国情说事的人是不是由于总在谈论国情，最后国情真的变得很重要了，这种自我预言或心理暗示是许多事或人一直走不出怪圈的重要原因。'充分流露其天真无邪的海外赤子之情。

　　"在这里，我要明确地说：国情真的很重要，无论是中国的革命还是建设，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若干年，至少在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和非流通股可流通的问题解决之前，还将如此。国情不是由于人们谈论得多才重要，而是确实很重要。"

　　把我说成"天真无邪"，也太正面了些，而且与刘先生通篇文章的态度不恰，已让我糊涂。可最让我似懂非懂的是"海外赤子之情"。

　　说懂，是因为原来"情结"是"海外赤子之情"，不懂的是凭什么说我是"海外赤子"。因为除了我有过短期在海外游学的经历，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土鳖"啊。

　　一再让我惊讶的是，为了证明自己观点，刘先生对我一篇不到2千字的短文（涉及到相关内容则只有1千字），反复断章取义。没有办法，我只得将《故事都不会编》"导语"的后两段摘录如下："当然，我也不认为不少"海归派"是不懂"国情"，而是因为不管是在美国和中国，他们就没懂过市场。世上最多的是滥竽充数的东郭先生，这些人可以在某个行业里混上几十年却糊里糊涂，冬烘先生一个。

　　"举个反例，索罗斯到处在世界各地对冲套利，你说他真的能事无具细得了解'国情'？但他只要懂得市场的真谛就够了。只要你的'市场'不符合规律，我就想办法找你漏洞，攻击你。"

　　<10>　　刘先生在《推倒重来，是瞎编的故事吗》的最后又将调门拨高了几分，谈到了三点问题。

　　"第一，目前，中国股市十分脆弱，投资信心严重不足，究其原因，是三个没底：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的作假心里没底；对股市政策没底；对股市理论没底。"三个没底"是当前股市危机的症结所在。

　　"可中国能没有股市吗？中国股市能不发展吗？既然建了它又离不开它，就应善待它，既要在股市作为虚拟经济必会产生泡沫的本质特征下承认它，就不能置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于不顾而一味站在对立面打击它。中国不能没有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是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生命之源，我们必须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它。

　　"第二，理论对政策的影响不可低估，政治家的决策都离不开其偏爱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家会影响市场，影响政策，这绝不是什么争宠，而是他们的天性。去年下半年以来导致中国股市扑朔迷离的一系列政策，谁敢说背后没有一种"强力挤泡沫"的理论在支持它呢？其实，海外资本市场上著名投行之间的较量，归根到底，何尝不是其对市场判断力和影响市场、影响政府的能量的一种较量，而这一能量的释放，更多的也是通过其首席经济学家之口和研究部门之手来完成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股市崩盘，在国情独特、政策导市明显的中国是有可能发生的，从目前形势看，由于"三个没底"，中国股市跌到1000点以下不是没有可能，到那时，人们对"崩盘和推倒重来"也许会有新的认识。"

　　"第三，既然理论从来会对政策产生影响，那么在事关中国资本市场前途的重大决策征询会上，专家的选择便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公开每一位专家的观点，使他们要对自己的观点负责，尊重人民的知情权。"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同意刘先生关于"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作假没底"和"对股市政策没底"的看法，但还得加上"对股市操纵没底"才是目前投资信心严重不足的原因。至于"对股市理论没底"是不是重要原因，还得委托调查公司向市场调查一番。刘先生要对结果可能带来的失望有准备。

　　在阐述第一个问题时，刘先生确实显得激情洋溢，可是经不起推敲。

　　比如，难道和刘先生意见不同的人就是"置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不顾而一味站在对立面打击它"？难道指出了股市的一些问题，就是不善待股市？难道为了爱护自己眼睛，有眼疾的时候也不指出，最后让眼睛给瞎了吗？而且，善待爱护的是这个市场中的什么方面？对股市的操纵，对那些严重伤害投资人利益的行为或方面也要善待和爱护？刘先生不是说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的作假没底吗？我们也要爱护一把？

　　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理论、政策和市场关系。我们觉得首先厘清的是，并不是经济学家就能对股市发表一番理论。术业有专攻，你是经济学的某方面的理论家，但极可能不是股市的理论家。所以，我真还没看出像刘先生这类著名经济学家有什么股市理论。情况恰恰相反，不说理论也就罢了，一说就漏洞百出。

　　例如，刘先生将股市与宏观形势背道而驰视为不正常，这里面就有对股市理论认识不清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股市是宏观经济晴雨表"，但如何理解这句话呢。

　　第一，股市行情反映的不是当下宏观经济，而是对宏观经济未来的预期。这种预期可能是错的，但在当时是正常的。

　　第二，宏观经济与股市微观层面的作用也非常复杂。例如，拉动中国GDP增长的海外直接投资和财政政策，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有多大，在未做实证研究之前，我们难以断定。

　　第三，股市不单与宏观经济走势有关，也与其他因素相关，如对"作假没底"，就会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股市就会下跌。

　　总之，宏观经济与股市的关系并非那么线性与直接，否则宏观经济学家都成了巴菲特了。

　　关于"一将功成万骨枯，股市崩盘，"我是向来不相信哪位经济学家或理论学家有如此能量，如果市场和机构不配合的话。其实，刘先生自己举的海外投行的例子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市场能量的释放，"更多的也是通过其首席经济学家之口和研究部门之手来完成的"，换句话说，真正的力量只不过借一下经济学家的"口"和理论家的"笔"罢了。

　　结合中国股市来说，如果没有2001年初的庄家吕梁的中科创崩盘，对市场影响极大，那么也不会引起政策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其后的一系列动作。

　　比较有意思的是，吕梁曾一度是中国股市信心最足的人，他高唱的口号是"做多中国"。按照刘先生看，吕梁是最热爱这个市场的，对股市前景最为看好，将股市与未来中国升华到最高的政治层面上，所以吕梁是股市中最可爱的人了。可这并不能避免中科创的崩盘，以及它对股民信心的冲击。最滑稽的是，当中科创跌停时，吕梁抛出的文章大骂中国上市公司之糟糕，前景之暗淡，这又是怎么回事？

　　顺便一提，在中科创事发之前，吕梁与我聊天时，谈到了您刘先生和他的合作。

　　当然，我不会因为"尊重人民的知情权"，就来番"吕梁和刘纪鹏之关系"的索引。什么好东西被滥用，都会变得无耻。台湾某杂志将璩美凤的私生活公诸于众后，遭人查封，杂志的领导人对着电视镜头大喊，"这是我们的知情权！"

　　将知情权用于下流的窥视是可笑的，用于某种"联想"则是可怕的。

　　比如，我们在刘先生的推断中，往往发现一个奇怪的逻辑，那就是如果你受"指控"，就必须站出来申辩，否则，就是"默认"。

　　但，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沉默，尤其是我们觉得"指控"非常滑稽和莫名其妙。

　　刘纪鹏先生，你不是法官，你没有权利强令别人开口。而且即使你是法官，我们也有权对个人的所思所想沉默。（此文作于2002年3月28日，原为《股市斜塔》序言）

　　2003年第1、2月合刊